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第二屆“隆平論壇”於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湖南長沙隆重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黨政幹部、專家學者、基層實踐工作者200多人出席了大會,就“農業科技創新與國家糧食安全”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縱觀兩天會議探討的內容,主要集中在“農業科技創新”、“農業生產的環境問題”、“糧食安全與新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土地改革”以及“農業組織與現代農業”等方面。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參會成員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一、農業科技創新與糧食安全:生物創新的歷史見證
  隨著耕地和水資源的日益減少,生產力的提高成為農業增長的主要源泉以及滿足不斷增長的農產品需求的主要手段。面對全球化與新的供應鏈,農業生產經營方式需要不斷創新,才能應對不斷變化是市場需求,保持競爭力。農業是一個生物過程,農業技術創新不同於其他部門的創新。實踐證明,農業生物技術對農業的許多方面產生了影響,其中包括作物與動物的生產率、穩產率以及環境的可持續性。
  我國農業科技創新在國際上的某些領域取得了無與倫比的成績,但總的水平卻不高。種子處於農業的前端,是農業的命脈,美、日等發達國家均將其列入國家戰略。2013年,全球種業市場市場規模為426億美元,中國以90.34億美元占其總規模的21.19%,成為僅次美國的第2大國際種業市場,但是,這個重要的市場大部分被外資所控制。目前,中國外資種業公司雖然只有76家,但卻控制了中國市場70%的種子來源。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指出我國農業科技實力不強已經成為制約我國農業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我國農業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一種壓力。陳錫文指出,一方面要看到以袁隆平院士為代表的傑出的科學家在某些領域確實處在世界的前沿,甚至領先,比如說雜交稻育種我們絕對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但是在更多的農業科研方面,我們還是落在人家後邊。這些年來,種業雖然有很大進步,但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發展水平相比差距很大,國內的種子市場正在逐步的被國外的公司占領。國內的種業“小、散、弱”的現象沒有能夠很好的剋服。力量分散造成了企業沒有足夠的創新能力,對於農業科技的發展,種業最為重要,但我國的種業一直未能做大做強。
  因此,在目前中國種業發展上,袁隆平、官春雲等院士所組成的創新團隊就顯得尤為重要。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高度評價了湖南科學家為人類農業文明作出的突出貢獻。認為以袁隆平院士、官春雲院士、劉筠院士、印遇龍院士等為代表的湖南農業科學家,不斷進行農業科技創新,對中國農業的技術進步乃至世界農業的技術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高度評價了袁隆平院士領銜的超級雜交稻第四期畝產千公斤攻關取得的成功,認為該項育種技術創新,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袁隆平院士在其報告中介紹了其領銜的超級雜交水稻計劃,該計劃的第四期產量已經達到1026公斤,株高在1.24米,每一穗粒數達到了330粒,結穗率在92%,每公頃產量可達19噸。超級稻育種技術路線總的是兩條,一條是形態改良,一條是亞種間雜種優勢利用,關鍵是要提高雜交水稻的生物學產量,通過提高植物的株桿的高度或者提高莖粗均可以提高其生物學產量,這是培育超級雜交水稻的兩條技術線路。
  轉基因問題是育種創新目前所遇到的重大問題,在面對群眾對轉基因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官春雲院士對轉基因作物與轉基因技術做了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明。官院士認為,從廣義上來看,就生物之間基因的轉移都叫轉基因,兩個不同的具有不同性狀的品種的基因進行雜交,然後再進行選擇,以及在自然階段中植物的天然雜交,生物的凈化都包括了基因的重組和轉移。現在種植的絕大部分農作物,並不都是天然的野生品種,都是經過長期人工的培育,特別是通過雜交育種形成的,雜交育種本身就是轉基因。植物育種從系統選擇到雜交育種,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國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吃轉基因不知道吃了多少年了,通過雜交把基因轉移。狹義的轉基因指利用現代基因工程技術,將人們期望的母體基因或者目標基因,經過人工分離和遺傳修飾,重新導入到生物體的基因組中,賦予新的優良性狀,剋服常規育種難以突破的遺傳障礙。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培育農作物的新品種,跟廣義的轉基因的基本內容相同,只是是一個特定的基因在那裡轉移。官院士指出,中國農業要能夠不斷發展,提高產量和抗性需要利用轉基因;不要把轉基因作物看成是有很多問題的作物,這實際上是對轉基因還不夠瞭解。轉基因確實能提高產量,提高抗性,是一個新技術,應該要大力發展。
  如何提高中國種業的競爭力?提高種子的研發能力?國家層面應提供共性技術的支持,企業層面應加強個性技術的開發,這需要相應的金融體系予以支持。劉祚祥教授認為我國種業發展停滯有其深刻的金融根源,新種子的培育具有周期長、風險大、短期經濟效益不明顯等特點。現有的經費制度設計中,國家財政撥款主要安排在共性技術的研究上,缺乏對具體創新項目的支持,導致我國科研成果與種業生產需求嚴重脫節,90%的種業研究成果發揮不了作用;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其主要功能是為企業提供流動性資產,不能為創新性農業技術開發與研究提供金融支持。提高我國種業的創新能力,關鍵是要能夠設計出市場對種業創新行為的定價機制,對具有創新能力與創新行為的企業家準確定價。
  湖南省委黨校王克修教授在湖南漵浦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加強農業科技創新的選擇路徑:(1)以龍頭企業為主體,發揮農業科技創新帶動效應;(2)以技術專家為引領,致力農業科技創新產研結合;(3)以項目實施為抓手,優化農業科技創新資源配置;(4)以農民培訓為基礎,構建農業科技創新服務平臺。並提出了在山區丘陵推進農業技術進步,需要從自然生態條件實際出發,以推廣實用插秧技術為突破口,大力研發和推廣輕簡、高效、適應性強的農業生產機械,切實解決中稻區水稻綜合機械化率偏低的問題。油菜生產要大力推廣分廂、開溝和旋耕機械,以及集分廂、開溝、播種、施肥、覆土於一體的聯合播種機械;同時,要因地制宜推廣集收割、脫粒、秸稈還田等多功能於一體的聯合收穫機械和二段收穫機械等具體方法。
  在工業化與城鎮化高速發展的今天,城鄉環境負荷加大、整體質量下降,石化能源瀕臨枯竭、水土資源相對減少等嚴酷現實,對農業科技創新與糧食安全提出了更為緊迫的課題。這些問題的解決無不與人類及生物自身、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及其產業化密切相關。
  二、糧食生產與環境資源:不簡單的關係
  每種植物與動物都有其適宜自己的生存環境,而生存環境又取決於一些以非常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的條件,其中土壤質量、溫度和水源是其關鍵要素。中國為瞭解決糧食問題,一直採取追求糧食產量最大化的目標,在保證了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我們其實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特別是環境代價。陳錫文指出,我國每公頃土地使用的化肥是世界平均的4倍以上,造成土壤和水體的污染在不斷加劇。現在每年使用的農藥約180萬噸左右,但真正能夠作用於作物發揮作用的比重不到30%,有70%在噴灑過程中都噴到了地上或者飛到了空中,帶來的污染也很嚴重;每年使用的塑料薄膜大概在240多萬噸,但是每年能夠回收的不到140萬噸,那就意味著每年有100萬噸以上的塑料薄膜遺留在土地裡頭,成為污染源。更何況還有整個水體的污染或者水源的短缺,還有其他方面如工業的污染、大氣的污染等等。農業的生態環境所面臨的挑戰和壓力是前所未有的,這就迫使我們必須儘快的考慮轉變農業的發展方式,否則資源環境是難以承受的。
  湖南省農業科學院黨組書記、柏連陽教授剖析了湖南省稻田土壤鎘污染和稻米鎘超標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湖南有色金屬礦中伴生鎘較高,其次是肥料施用有導致農田鎘污染的風險,但這種因素影響較小。因此,防治稻米鎘等重金屬污染的關鍵是污染源減排,其次是完善土壤鎘污染修複技術,通過預期控制、循環阻控、綜合修複、界面阻控等辦法優先保障農產品鎘不超標,逐步的修複土壤污染,先治標後治本,先保證農產品鎘不超標,然後再慢慢的把土壤里的狀況改善。並介紹了當前湖南耕地重金屬污染防治的主要做法。重金屬污染是當前導致農產品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所以加強該項目的專項治理,提高該方法的科技創新力度對工業化進程中的城鄉關係改善、農業生產具有重要作用。
  湖南省社科院鄧秀華研究員基於湖南桃源、隆回兩縣的調查從三個方面分析了農村環境污染及整治對策:(1)鎘大米污染事件,前不久在全國鬧的沸沸揚揚的湖南鎘大米事件,雖然對鎘含量的標準還存在分歧,但是已經造成極壞的影響。為防止此類事件再度發生,應該從3個方面採取措施:第一,政務公開,給農民知情權;第二,治標更需治本,從源頭制止污染事件的發生;第三,整治污染,應該以預防為主。(2)農村環境污染,農村環境的污染主要來自生活污水的排放和各種垃圾。治理農村環境污染需要改善農村居住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生活用水、垃圾處理等設施。(3)河水倒灌,工業廢水排放。治理工業污水排放應該加強鄉鎮企業的管理,關閉低效益、高污染的企業,制定企業排放標準。
  那麼,如何降低環境污染,提高糧食收入,就成為與會者的主要議題。印遇龍院士提出的推進節糧環保的養豬成套技術,運用迴腸有效氨基酸供給和平衡理論,開發的“低蛋白質飼料配方技術”、“母子一體化技術”等成套技術,能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養豬對環境的污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業面源污染物問題。這套技術不同於在傳統的範圍內加添加劑,因為加微量元素以後,造成豬的糞便含重金屬多,使土壤板結,並導致豬肉重金屬超標。新的技術創新,解決了這些問題,從而為降低養豬的環境成本提供了技術支持。長沙理工大學趙玲玲教授則提出了通過協同科技創新來解決農業環境污染問題,為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湖南省社科院鄺奕軒研究員探討瞭如何解決洞庭湖水土的重金屬污染,建設洞庭湖生態經濟,提出了發展精準農業作為發展生態農業、解決農業污染的主要方法,認為精準農業能夠改造傳統的高能耗、高物耗、低效能的農業生產結構方式,並以物聯網為基礎,依據農田每一操作單元的具體資源條件,精準的調整各類土壤與作物管理措施,最大限度的優化利用各項農業投入,進而獲取單位面積上的最佳農業產量和經濟效益。中國人民大學仝志輝副教授認為要繼承生態循環農業傳統,確保中國糧食安全不能盲目照搬以規模生產追求農業規模收益的模式:(1)對生態農業傳統進行科學整理和技術創新;(2)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農戶和農民組織化來傳承生態農業技術;(3)要求耕作一塊土地的農民能長期務農,並最好通過家庭代際之間傳遞農業技術,減少學習成本;(4)對於特定地域內的土壤改造、水利保障、種子選用、田間管理必須具有一定的規劃。
  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梁福慶研究員總結了三峽庫區環保科技創新的經驗,其主要經驗包括:(1)機制創新,不斷健全完善管理機制;(2)政策創新,實事求是調整政策和制定規劃;(3)科技創新,強化科技支撐作用;(4)方法創新,提高行政監管效能;(5)模式創新,組織開展環保試點示範項目;(6)方式創新,提升生態環境保護能力和效益;(7)理念創新,凝聚公眾環保共識。邵陽市委黨校鄧政副教授等人在對新邵縣嚴塘鎮戴家村和釀溪鎮芭蕉村進行調研的基礎上,認為加強農村環境整治,一方面政府要提前介入農民建房的規劃設計,引導農民集中成片建房,建立污水排放體系,規範污水處理。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循環農業,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實現農業無害化、清潔生產,發展高效、生態農業;大力推廣土壤改良及測土配方施肥等農業環保技術,加強治蟲施藥的統一管理,逐步開展天敵治蟲、燈光誘殺治蟲等,以減少濫施農藥造成污染的機會;大力推廣沼氣池建設,通過循環的方式,資源化利用牲畜糞便、農作物秸稈,把廢棄物變為農民所需的肥料、燃料和飼料;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產生量,採取必要措施禁止使用白色泡沫塑料;鼓勵和引導農戶發展農業循環經濟,將補貼與農戶是否採用了節約型、環保型的農業技術掛鉤,推行可降解農膜使用,將農業廢棄物、畜禽糞便、作物秸稈等通過資源化途徑加以綜合利用;建立由政府扶持市場化運作的廢物回收機制。
  農業的面源污染與農業內部的產業結構存在正相關,通過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可以減少農業的面源污染。陝西省榆林市兔業協會黨支部書記、會長曹綏利提出,我國養殖業結構不合理,生豬養殖所占比重過高,全國每年養殖生豬7億頭。養豬業給我國經濟社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包括糧食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並影響農民的經濟收入等。他認為,大力發展養兔業能有效的解決以上問題。通過減少生豬產量,用兔肉生產彌補供應缺口,既能夠改善生態環境,又能夠增加農民收入,豐富國人的餐桌。
  一個工廠幾乎可以建設在任何地方,只要管理者和工人認為盈利和法律可行就可以運作,其產出是一個常量和可遇見的投入量的函數。理論上,現代農業幾乎可以運用現代技術在任何地方進行農業生產,甚至可以在寒帶地區生產熱帶蔬菜,也可以在冬天生產夏天的瓜果,但是,把它擴展到大宗作物的生產就會極不經濟而且會毀壞環境。因此,農業生產與環境的關係是一個不可能繞過去的話題,保護環境,修護環境,並提供資金支持,是確保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以及糧食與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徑。
  三、糧食生產與空間佈局:生存的選擇
  糧食生產的基本要素是土地、勞動力與資本。而土地資源如何配置?這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課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其高增長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國在這一時期實行了獨特的土地制度。從經濟增長結構來看,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速的工業化與快速的城鎮化拉動的。而無論是工業化還是城鎮化,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主要工具與資源就是土地。因此,城鎮、鄉村的空間佈局以及由此產生的土地流轉制度對於農業發展、糧食安全而言就是個關鍵問題。
  農村的產業如何選擇?是否應該依據其資源稟賦來進行產業規劃與產業決策呢?廣東省委黨校黃鐵苗教授與湖南商學院柳思維教授以湖南長沙縣開慧鎮的產業選擇與建設為對象,進行了深入的調查與思考。近年來,開慧鎮緊抓城鄉一體化建設機遇,以“紅色開慧,綠色板倉”為理念,圍繞“紅色旅游”和“生態休閑”的思路,逐步形成了城鄉一體化的“開慧模式”雛形。該模式的主要思路是為城市居民下鄉提供空間資源,在產業上為城市資本提供配套,將農業產業與旅游產業相結合。因此,就開慧鎮的發展而言,要考慮如何在這些特色農產品的生產方面提高科技含量、提升觀賞價值甚至是創新運營模式等方面多下功夫。例如,當前“社區支持農業(CSA)”就是一種比較有創意的經營模式。即城市居民為了得到更加健康、綠色的農產品以及體驗農村生產與生活方式,而繞開中間商,以社區為單位直接與現代農場簽訂合同,共同承擔農作物的耕種並承擔其中的風險,很好地恢復了農民和消費者之間的友好關係。中共張家界市委黨校李宗利副教授以張家界的城鄉發展為例,認為老少邊窮落後地區應該將其優勢資源作為發展區域城鎮的引擎,認為發展鄉村旅游是實現“旅游扶貧”戰略的重要途徑,張家界鄉村旅游產業,已經形成了“吾愛戶外”等旅游品牌。
  如何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融合農村的資源是城鎮化的核心內容。長沙市委常委、宣傳部張湘濤部長認為,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應該強化文化的引領作用,創設多元化的生產體系;甘肅省委黨校宋奎武教授、衡陽縣學者劉放生等認為推進城鎮化必須重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融合問題;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陸福興博士提出了糧食主產區新型城鎮要堅守“耕地”、“生態”、“農民利益”三條紅線的政策主張。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傅曉華、趙運林則從資源融合的視角提出城鎮化如何利用農村生態資源的問題,認為從開發利用來說,農村生態資源與經濟社會資源具有本質的區別:經濟社會資源具備“正反饋”效應,越是開發利用,資源就越豐富越發展,越是不開發利用就是越浪費;農村生態資源則具備“負反饋”效應,越是開發利用,資源就越耗竭,所以要合理開發利用,才能真正體現出農村生態資源最大的功能。改革開放以來,湖南經濟快速增長以農村生態資源的巨大浪費為代價。農田基本水利設施長期失修導致耕地自然生產力沒能得到充分發揮,農業抗自然災害能力一年不如一年;礦山基礎設施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煤炭開采事故接連不斷,低投入高產出的暴利又使得個體小煤礦屢禁不止。所以,經濟投入的過度“節省”導致了農村生態資源的嚴重浪費,導致了短期經濟行為與農村生態資源保護之間的激烈衝突,嚴重影響了城鄉融合的進程。
  在如何處理城鄉資源融合的問題上,許多參會者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建議,並對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麻陽苗族自治縣縣委常委諶孫武在發言中認為: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統籌城鄉發展,破解“三農”難題,關鍵有四點,即土地入股、金融下鄉、規划進村、農民轉移。這四點回答了農民的“土地如何轉”、農民發展生產的“錢從哪裡來”、農民的家園“怎麼建”、農民“怎麼辦”四個核心問題。麻陽的經驗一是大力發展農戶小額信貸,二是積極發展農村“五權”抵押貸款,三是努力探索信用擔保合作貸款,四是嘗試試行產業資金擔保貸款。長沙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六生介紹了寧鄉縣關山村城鄉一體化建設的實踐經驗,認為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要抓住幾個關鍵環節:一是要著眼農業的多功能開發,強化大農業的產業支撐和生態環境保護;二是要突出政府的主導作用、市場的催化作用、農戶的主體作用,發揮好三個積極性;三要切實解決好農民利益問題,通過土地合理流轉,加快農民由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向社會保障轉變;四要註重能人治村和“村支兩委”建設,選準農村致富帶頭人,強化黨支部在帶領群眾共同致富中的核心作用。湖南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黨支部書記田湘波在發言中認為:城鄉一體化就是以城市為中心、以小城鎮為紐帶、以鄉村為基礎,形成城鄉相互依托、互利互惠、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係。城鄉一體化的結構系統主要包括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和城鄉社會發展一體化兩個方面。並提出了城鄉一體化過程中存在以下風險:公共部門濫用權力;強拆農民土地與私吞拆遷款,農民進行抗爭;財政支持“三農”投入缺乏追蹤及問責;國資管理中的腐敗問題;工程建設和土地管理中的腐敗問題;礦產資源開發中的腐敗問題;金融機構腐敗問題。在城鄉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廉政風險防範:加強廉政風險教育;提高廉政制度科學性;三是擴大監督平臺。贛州市委政法委維穩辦科長肖飛在發言中認為,美麗鄉村核心是“民生”,亮點是“美麗”,基點是“鄉村”。建設美麗鄉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提質升級,是推進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引擎,既為推進人口市民化搭建了平臺,也為促進農業產業化提供了支撐,又為實現資源集約化創造了條件,同時,還為加速城鄉一體化夯實了根基。
  城鎮化在土地資源方面,存在城鄉替代博弈。湖南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羅湖平博士認為通過對長沙市郊集體建設用地隱形市場調查,認為當前存在政府徵而未用導致土地閑置的合法不合理型土地隱形市場、私搭亂建導致規劃失效的合理不合法型土地隱形市場、觸法搭建導致土地利用粗放的情與法邊緣型土地隱形市場三種基本形態。因此,應該以城市化、工業化為主線推進中國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入;用系統的思維來謀劃,分領域、分步驟、有針對性地推進中國土地隱形市場步入顯形化發展軌道;還要結合當前的現狀,強化管理,嚴格執法,重點打擊,各個擊破,從而形成中國土地市場發展良序。新樂市化皮鎮人大主席賈建友則認為,雖然城鎮化是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趨勢,但具體到地方的發展需求是不一致的,城市化更不是城鎮化唯一的趨勢,而在地方利益驅動下,以房地產為核心的城鎮化更是當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諸多重大問題的根源,這種超現實的城鎮化已經埋下巨大的隱患,根本上是難以為繼的,亟待叫停併進行一次從上到下徹底的改革。
  道縣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唐小青在發言中提出了城鄉一體化中農村交通管理的薄弱環節,農村集鎮交通安全管理不斷產生新的壓力,交通幹線上的集鎮交通擁堵現象更是屢屢發生,其問題主要呈現出:時段規律性、地點集中性、次數多發性、時間過長性。產生的主要原因是:道路交通通行量成倍增漲、配套設施建設較為滯後、群眾安全意識不強、交通監管力度不大。而解決這些問題面臨的主要困難是:警力不足、資金缺乏、機制不全。為此,必須突出重點,著力提高群眾交通意識;突破難點,著力完善集鎮配套設施;找準盲點,著力加大道路建設力度;把握特點,著力抓好農村交通管理。
  四、農業組織與糧食安全:農業增長的制度邏輯
  一般來說,影響糧食生產的因素可以分為微觀、中觀以及宏觀因素三個層次。耕地、勞動力、資金技術投入是糧食生產的微觀影響要素,擴大耕地面積、糧食播種面積、有效灌溉面積,提高勞動力的文化素質與農業技術水平,增加化肥、農藥、農膜、農業機械、良種等資金和技術投入是提高糧食產量的主要措施;從中觀角度而言,種糧比較收入的提升促進糧食生產,耕地非農化比較效益的提升制約糧食生產;從宏觀而言,耕地保護制度和惠農政策對糧食生產有促進作用,越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越優厚的惠農政策,越有利於糧食生產。總之,糧食增長的關鍵是在優化土地配置情況下,依靠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特別是通過組織創新,以激活各種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從而將生產可能性曲線向外推移。
  我國一直重視糧食生產,將國家的糧食安全作為國民經濟生活的重中之重,特別是近10年來,我國對糧食生產實施了糧食直補等惠農政策,直接引導了糧食的種植與生產。陳錫文指出,從2004年開始一直到2013年,我們的糧食產量連續十年獲得豐收,農民的收入也連續十年持續增長。2003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是8614億斤,從我國曆史上最高水平1998年的10246億斤,降到了8614億斤,減少了將近1600億斤左右,使當時糧食的供求關係進入了一個相當緊張的時期。從2004年開始,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動農業科技的進步,完善糧食的保障制度,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開始持續增長,從2003年到2013年,十年之內,年度的糧食產量從8614億斤增加到了12039億斤,提高了3425億斤,平均每年增產糧食342.5億斤。能夠連續保持十年的持續增長,這在中國的歷史上是很罕見的。
  但是,從農業結構內部而言,我國的糧食生產存在安全隱患,湖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周清明教授通過調查研究認為糧食安全問題瓶頸主要是兩個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一是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沒調動,二是各級地方政府種糧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農民為什麼沒有種糧積極性?因為種糧的比較效益低,種西瓜、辣椒、黃瓜,效益都是種糧的幾倍,且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漲得過快,種子、農藥化肥等等,價格比糧食價格漲得快得多。一個農民工在外面打工比種糧效益高三倍。此外,地方政府也沒有了種糧的積極性,取消農業稅以後,糧食種植對提高地方財力沒有一點好處,宣傳動員老百姓種糧食的話,還要花成本。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科員閆景鉑從宏觀視角概括了當今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五點:(1)工業化、城市化對糧食生產的威脅;(2)農民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還十分脆弱;(3)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大導致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4)農業科技的推廣還很滯後;(5)國家的糧食調控體制還不健全。
  很顯然,中國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迫切需要構建新戰略,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陳文勝研究員認為,人口大國的農業發展與糧食安全新戰略的構建,必須突破傳統的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理論,必須從單純的糧食安全戰略上升為全局性國家安全戰略,必須提高在世界糧食市場中的競爭能力來強化國內糧食安全,同時要以實現糧食增產與農民增收相一致為前提。今天的農民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勞動力,而是在市場經濟中進行公平競爭的市場主體。同時,一樣的投入除了公平合理的收入預期外,還有公平合理的發展預期,如果其他的投入收益遠遠超出糧食生產的收益,農民就失去了糧食生產的積極性。因此,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最終要依靠種糧收益的持續增加來激發,糧食的生產者不能致富,糧食安全作為最重要的國家安全戰略就無法得到最終保障。湖南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王文強主任從市場與政府功能融合的視角提出了糧食安全的解決之道,提出了“以政策推動力對接市場原動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規劃。在全面釋放政策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推動力的戰略規劃中,王文強認為提出了四點建議:(1)調整農業投入政策;(2)創新土地管理政策;(3)強化資源要素向農業配置的政策保障;(4)完善農業行政管理制度。他主張以自由競爭與自由交換來實現資源配置的機制,激活市場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原動力,發揮價格機制、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對糧食經營行為的調節作用,形成自由競爭、機會均等、合作共贏的經濟關係,產生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強大驅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志雄研究員從當前農業正在發生變化的視角來理解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他認為中國農業呈現出以下趨勢:(1)中國農業正在經歷一個由種植業主導型向畜牧業主導型的變化;(2)種植業正在經歷一個集中化產業佈局的趨勢;(3)小規模農業正在向大規模農業轉變;(4)是更加註重農產品的質量安全;(5)是更加依靠科技在農業全產業鏈中的作用。(6)更加依賴國際市場和資源;(7)農業發展由過去的單一的生產功能向發揮生態文化傳承、環境保護等多功能轉化。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構建糧食安全的新戰略體系的基本思路:(1)調整農業結構,理順種養關係;(2)補貼良種新藥,促進農業技術進步;(3)構建新的農產品消費模式,減少對生態與環境的壓力;(4)建構低收入者的糧食補貼政策,促進社會和諧;(5)探索小規模基礎上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模式。
  目前正在實踐的適度規模農業的組織方式主要包括了家庭農場、農業生產合作社、專業大戶、農業股份公司等。與會者比較看好家庭農場與生產合作社,認為這兩者有可能成為未來中國農業的主要經營組織形式。四川省遂寧市農業局高級經濟師楊茂君對四川省遂寧市新興農業經營主體進行調研,該市的主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要包括了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等,遂寧市目前已初步形成以專業合作社為紐帶、專業大戶和家庭農場為骨幹、龍頭企業為支撐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農業經營主體呈現出多元多樣發展態勢。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郭曉鳴研究員認為中國的農業面臨著一個關鍵性的轉型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國農業需要實現從小農經濟向規模經濟進行根本性的轉換,這就需要培育新興的經營主體。在現有的農業新興經營主體中,大多數的龍頭企業的土地流轉,基本上和糧食無關,表現出非農化和非糧化態勢。但是絕大多數家庭農場所從事的是與種養業相關的農業生產活動。因此,家庭農場有可能成為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與農民收入增長相結合的有效載體。郭曉鳴研究員認為家庭農場具有以下特點:(1)家庭農場的生產選擇為鞏固我國的農業基礎地位和確保糧食安全提供了一個新的重要的路徑和支撐;(2)家庭農場主和當地的農村社區有比較強的地緣關係;(3)家庭農場凸現出開放式的發展態勢,促進了城鄉要素由城到鄉的反向流動;(4)家庭農場的發展過程表現出明顯的規模理性;(5)家庭農場擁有發展現代農業的相對的自主發展能力。
  湘潭縣委副書記周艷希認為,家庭農場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並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家庭農場有利於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有效應對和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提高農業規模效益。目前,家庭農場發展處於起步階段,主要存在概念認知仍然不夠,家庭農場規模政策性規定不明確,政策優勢尚不明顯,要素瓶頸仍然突出等問題,建議通過積極宣傳引導,形成良好導向;明確支持政策,創造良好環境;推進土地流轉,夯實發展基礎;加強金融服務,解決資金困難;加強經營者培訓,壯大人才支撐;引入社會化服務,增強發展保障等舉措,加快培育家庭農場。湖南省委黨校肖萬春教授提出了積極穩妥推進中國法人農場建設的政策主張,認為法人農場就是依法登記、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經濟組織,法人農場的優勢包括:第一,是完全按企業的模式運作,引進現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技術;第二,具有一定的經營規模;第三,信譽肯定較高,融資方面應該有優勢;第四,能推動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土地的集中經營。農業法人農場既可以由單個農戶轉化而來,也可以由幾家農戶組成,或者由農戶與城市資本合作,我們要鼓勵城市資本參與農業的經營。鼓勵城市工商資本下鄉,能夠增加鄉村建設的資金,但也存在許多問題。河南省息縣人民政府副縣長楊刻儉在發言中認為資本下鄉帶來四個方面的問題:(1)緊張的人地關係難以支持土地的資本規模經營;(2)基地或公司加農戶的經營方式難以帶動農民增收,鼓勵資本大規模下鄉,將必然導致嚴重的生產過剩,資本往往會通過生產關係中的地位將危機轉嫁給廣大農民承擔;(3)資本參與社會服務難以給農民帶來好處,資本是要攫取利潤的,鼓勵資本下鄉進入農民生產服務環節,就是鼓勵資本瓜分有限的農業利潤。因此,建議通過農民的合作,建立強大的集體經濟,以實現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化、產業化及農民利益最大化。
  農業經濟組織的內在演變源於農業生產要素結構的變化,隨著農業勞動力的邊際成本逐步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就逐步加強,在勞動力成本的約束下農業的種植規模與養殖規模提高就成為農業生產要素稟賦結構變化的理性選擇。而農業規模經濟特別是種植業的規模經濟以規模耕地使用為基礎,因此,低成本的土地流轉是組織農業規模經濟的關鍵。湖南農業大學副校長曾福生教授認為,發展現代農業,建立集約化、規模化經營方式,應該立足國內確保13億多人的口糧安全。為此,需要建立農地流轉保障糧食安全的激勵與約束機制。該機制的建立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1)農地流轉保障糧食安全的戰略定位、目標和頂層設計;(2)加強對農田及其經營主體的分類管理,保障糧食種植的安全;(3)釐清主體責任,維護多元主體利益,保障糧食安全的可持續。
  土地流轉是權與利的重新締約與分配,湖北文理學院副教授宋茂華博士基於不同土地流轉合約各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分析,得出以下結論:(1)土地流轉收益在不同主體之間合理分配是農地流轉持續、穩定進行的關鍵。作為土地轉出方的農戶,考慮的是土地的收入職能,因此讓農戶獲取與市場價格相當的土地租金收入,公平分享土地流轉收益,是激勵農戶增加土地流轉供給最有效的手段;(2)在農地流轉過程中,面對工商企業、個體工商業者或村委會,農戶始終處於弱勢地位,農戶合法權益被侵害的事情時有發生;(3)村委會介入土地流轉猶如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村委會為農戶提供土地流轉信息,引入工商企業等土地承包者,在農戶和企業之間作為土地流轉中介,提高了土地流轉的效率;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制衡機制,有些村委會將土地留轉視作增加村集體收入的手段,截留土地流轉收益,甚至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出現鄉鎮、村幹部的尋租行為,損害了農民的合法權益,降低了農民土地流轉的意願。
  一直以來,農民合作組織成為學術界與實踐工作部門探索農業經營方式轉型的重要組織形式。中共吉首市現代教育技術室楊花英主任認為,農村專業經濟協會作為一種治理機制,使得有限理性的市場主體能夠有效收集和利用信息,避免其行為與變動的經濟環境脫軌,其通過分析提出以下建議:(1)加大對農村專業經濟協會的宣傳力度;(2)為交易雙方信譽簡歷評價體系;(3)政府應加強監督和支持作用;(4)完善產權制度形成三方利益聯結;(5)建立農產品供應鏈。湖南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劉建榮副教授認為,由於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一個鬆散性、自發性、自由化發展的聯合體,合作組織能否運轉及運轉規模、運轉成效等多取決於組織的資本狀況,因此,獲得財政信貸支持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關鍵。
  (作者系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湖南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碩士研究生導師、博士)
  
  (原標題:隆平論壇綜述:農業科技創新與國家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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